台灣如何對待此慘劇

台灣市場與沙利竇邁的引入

(上圖為當年日本藥廠補償紀錄的首頁）

藥物引入

西德格蘭泰化學製藥公司生產的沙利竇邁（藥名賽德，Thado) 及日本大日本製藥廠被授權生產的沙利竇邁（藥名安眠藥，Insomin)，在1958年初均被台灣政府核准進入台灣市場銷售，不像美國FDA即時的拒絕核准進口。

監管漏洞

台灣政府當年就如同全球其他核准使用沙藥的45個國家，藥品審核制度尚不完善，缺乏對孕婦用藥的嚴格臨床試驗要求，因此未能及時發現藥害風險。

受害規模

台灣受害者數量雖不及歐美及日本國家，但仍有數十名嬰兒受到影響，給家庭帶來了終身的痛苦與負擔。

當時台灣正處於戒嚴時期，對西方及日本藥物抱持高度信任，再加上藥物監管體系的不完善，因此為悲劇埋下伏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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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政府的初期反應與忽視

（上圖中是大日本製藥廠社長宮武德次郎）

反應遲緩

1961年底當事件爆發初期，台灣政府在藥物管制上比日本政府的反應更慢，即使國際上已有警告，台灣政府仍未立即全面禁藥，甚至直到日本在1962年9月禁藥後，台灣政府才宣布禁藥。台灣銷售沙藥達4年6個月，是販售此藥最長的地區之一。

資訊不透明

台灣政府在1962年9月6日全面禁藥後（臺內衛字第92291號令），並未對社會大眾廣泛的宣揚此藥害，因而不但延誤了對受害者之救濟，同時也影響了受害者可以得到公平求償的機會（台灣在1971年前都還是聯合國會員國與日本也還有邦交），而且也未能及時終止此藥物流落在市場上，致使台灣後來被認可之38位受害者中還有12位是在1963年11月之後出生的（禁藥 14個月後），最不可置信的是最年輕的受害者居然是在1972年7月出生的（即禁藥 10年後）。真不知道當時的政府是為了保護進口商之利益，還是為了保護政府之顏面，因而如此靜悄悄的及消極的來處理這一樁歷史上最嚴重藥物慘案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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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人平等，民族平等」之義，替受害者求償

（上圖是藍茲博士來台和楊子思醫師合影）

台灣於禁藥12年後，立法委員吳基福醫師在旅日時聽聞日本藥廠與日本沙利竇邁受害者在經歴10年的訴訟後終於達成和解，藥廠及政府同意賠償日本300多位受害者。吳基福立委即於1974年11月向行政院提出緊急質詢，要求當時的衛生署：（1）迅速調查台灣受害兒童生活的情形，（2）組織社會福利委員會，指導受害兒童向日本藥廠求償，及（3）專案處理受害兒童的社會福利措施。

1974年12月中旬，在衛生署的官方支持下，由立委吳基福醫師 (台灣省醫師公會理事長)、吳作仁先生(台北市醫師公會理事長)、李聖隆律師 (台北市醫師公會法律顧問)、及楊子思醫師 (台北市仁愛醫院婦產科) 等四人組成「沙利竇邁」兒童求償小組。

1975年間，經衛生署調查有315人登記來接受檢驗，然經西德專家，明士達大學遺傳學研究所所長，藍茲博士檢查和鑑定及日本藥廠認可後，僅有38位受害者被鑑定為「沙利竇邁」之受害者。

1976年1月24日台灣省醫師公會理事長吳基福醫師代表台灣沙利竇邁受害兒童與大日本製藥株式會社社長宮武德次郎簽下了和解契約。台灣受害兒童依受害殘疾程度可得到150萬日幣（輕度）至900萬日幣（重度），約19萬台幣（輕度）至114萬台幣（重度）的補𠍿金。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沙利竇邁度障害兒童福利會」於1976年2月26日成立，5月4日登記設立，其目的為管理與分配補償金及協助照顧受害者將來醫療、復健、教育等問題。政府當時表明了照顧障害兒童的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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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解協議真有達到「平等」？

（上圖為受害者汪孝忠與父母合影）

台灣的「沙利竇邁」兒童求償小組與日本藥廠在協商上花不到一年的時間就達成了和解，相對德國、英國及日本，藥廠與受害者之間卻要花上10年的時間才達成和解。看似非常有效率，然而台灣的受害者是否得到與日本甚至與德國或是英國受害者相同平等的賠償，還是因為如此的高效率而損失了些什麼呢？

首先，求償小組接受日本藥廠的要求在和解書中使用「補償」而非「賠償」的字眼。再來，日本藥廠在日本的和解裡僅負擔三分之二，另三分一的賠償是由日本政府來負擔的，因而要求用同樣的方式來補償台灣的受害者。然日本藥廠無法在和解書中指定要中華民國政府來承擔，因而接受日本藥廠僅負擔自己的三分之二的部分。至今50多年都過去了，中華民國政府尚未對其當年藥物管制疏忽過失承擔過任何責任，也從未對台灣的受害者支付過當年日本藥廠所謂的三分一的賠償。當年台灣政府要求日本藥廠「平等」的對待台灣的受害者，然自己卻不願「平等」對待自己的受害者。

再來，和解書中是使用「補償」而非「賠償」的字眼，因而補償金額是以當年勞工的平均所得為基礎用55年來計算的。結果台灣的受害者拿到的補償金大概不到德國、英國、日本受害者的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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