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如何對待此慘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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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是一座陳設於格蘭泰藥廠總部村莊辦公室𥚃的沙利竇邁受害者銅像）

1957年，德國格蘭泰化學製藥公司 (Grunenthal) 推出了沙利竇邁，商品名為Contergan。這款藥物最初被視為安全的鎮靜劑，廣泛用於緩解孕婦孕吐症狀。然而，製藥公司在上市前並未充分測試藥物對胎兒的影響，因而埋下了悲劇的種子。

1961年，德國小兒科醫師藍茲 (Widukind Lenz) 發現了驚人的關聯性: 服用沙利竇邁的孕婦所生下的嬰兒，出現了嚴重的「海豹肢畸形」。這些新生兒的四肢發育不全，有的甚至完全缺失四肢，造成終身殘疾。事件曝光後，沙利竇邁於1961年11月緊急在德國被下市，但已造成數千名嬰兒受害。 

關鍵時間點

· 1957年: 沙利竇邁在德國上市

· 1961年: 藍茲醫師發現致畸關聯

· 1961年11月: 藥物緊急下市

· 全球受害者: 超過10,000名嬰兒

（上圖為藍茲博士）

威杜金德·藍茲醫師 (Dr. Widukind Lenz) 是德國小兒科醫師，首位提出沙利竇邁致畸科學證據的醫學專家。面對製藥公司的巨大壓力和法庭質疑，他堅持科學真理，為受害者發聲。值得注意的是，藍茲的父親曾參與納粹優生學計畫，但藍茲本人選擇了截然不同的道路，展現了深刻的人道主義精神。

法蘭西絲·凱爾西博士 (Dr. Frances Oldham Kelsey ) 是美國FDA審查員，以嚴謹的科學態度審查沙利竇邁的上市申請。她堅持要求更多安全數據，成功阻止了沙利竇邁在美國上市。凱爾西的把關避免了美國發生類似災難，她後來獲得甘迺迪總統頒發的傑出聯邦公務員獎，成為藥品安全監管的典範。

這兩位醫學英雄的勇氣與專業，不僅拯救了無數生命，更為全球藥品安全監管樹立了重要典範。他們的故事提醒我們: 科學良知與道德勇氣在醫療領域的重要性。 

（上圖𤔡凱爾西博士）

沙利竇邁事件揭露後，德國社會陷入震驚與憤怒。1968年起，德國檢察官正式起訴格蘭泰化學製藥公司及其相關負責人，展開了長達三年的法律訴訟。這場訴訟成為德國戰後最受矚目的藥害案件之一。

1968年，檢察官正式起訴格蘭泰公司，指控其過失致人傷害與違反藥品安全規範。

1968-1970年，法庭展開冗長審理，質疑藍茲證據的科學嚴謹性，辯護律師極力為公司辯護。

1970年，案件以司法和解收場，格蘭泰公司未被判定犯罪，但同意支付賠償金。

1970年後，德國政府與格蘭泰共同成立賠償基金 (German Contergan Foundation)，格蘭泰也在2012年成立私人的格蘭泰基金 (Grunenthal Foundation)，為受害者提供長期經濟補償與醫療支持。

法律改革

儘管司法判決引發爭議，但沙利竇邁事件促使德國大幅修訂藥品法規。德國法律強調人的尊嚴與生命權不可侵犯，並建立了更嚴格的藥品上市前測試與安全監管制度。

社會影響

事件喚醒了德國社會對企業責任與消費者權益的重視，推動了藥害受害者保護法的制定,為後續藥害事件的處理提供了法律框架。 

沙利竇邁受害兒童面臨著終身的身體與心理挑戰。許多孩子出生時四肢嚴重畸形或缺失，需要依賴義肢才能進行日常活動。然而，當時的義肢技術主要針對成年男性設計，對於成長中的兒童來說，既不合身又造成疼痛。

義肢的困境

早期義肢設計笨重不適，兒童使用時經常感到疼痛。隨著身體成長，義肢需要不斷更換調整，對家庭造成沉重經濟負擔。部分受害者成年後選擇放棄義肢，學習用自身殘存肢體適應生活。

手術的兩難

醫師嘗試透過肢體整形手術改善外觀，但手術往往帶來新的問題。為了美觀而進行的手術，可能損失殘存肢體的重要功能，讓受害者面臨外觀與功能的艱難抉擇。

社會歧視

受害者家庭不僅面對身體照護的挑戰，還要承受社會異樣眼光。1960年代的德國社會對殘疾人士缺乏理解，許多受害兒童在學校和公共場所遭受歧視與排斥。

心理創傷

除了生理障礙，受害者與家屬承受巨大心理壓力。父母的罪惡感、孩子的自卑感，以及社會支持系統的不足，都加深了這場悲劇的傷痛。

許多受害者展現了驚人的韌性與適應力。他們學會用腳寫字、用殘肢操作工具，甚至發展出獨特的生活技能。這些故事不僅展現人類精神的堅強，也提醒社會應提供更好的支持與無障礙環境。

企業轉型與責任

格蘭泰化學製藥公司在事件後經歷重大變革。公司後來被跨國企業帝亞吉歐 (Diageo) 收購，並成立專門基金處理賠償事宜。然而，受害者與維權團體持續質疑賠償金額的充足性。

初期賠償基金

1970年代建立的賠償基金提供受害者基本經濟補償，但金額有限，難以覆蓋終身醫療與照護需求。

持續法律行動

受害者透過法律途徑爭取權益。紐西蘭、澳洲等國的受害者集體訴訟獲得和解，促使德國重新評估賠償標準。

政企合作模式

德國政府與企業合作，推動藥害受害者補償政策，建立長期支持機制，包括醫療照護、職業訓練與心理諮商。

這個演變過程反映了德國社會對企業社會責任認知的深化。從最初的法律對抗，到政府、企業與受害者團體的三方協商，德國逐步建立了較為完善的藥害賠償體系。然而，受害者維權組織仍持續監督，確保賠償機制能真正滿足受害者需求。 

沙利竇邁悲劇成為全球藥物安全監管的重要轉捩點。德國及歐洲各國痛定思痛，大幅改革藥品審批與監管制度，建立了更嚴謹的安全防護網。這些改革不僅影響德國，更成為國際藥品監管的標準範本。

上市前試驗強化

要求藥品必須經過嚴格的動物試驗與多階段臨床試驗，特別加強對孕婦與胎兒影響的評估。試驗數據必須完整透明，接受獨立專家審查。

上市後監管制度

建立藥品不良反應通報系統，要求醫師、藥師與患者通報可疑案例。監管機構持續追蹤藥品安全性，必要時可迅速下市或修改使用說明。

孕婦用藥分級

建立孕婦用藥安全分級制度，明確標示藥品對胎兒的潛在風險。醫師開立處方時必須評估風險效益，孕婦有權獲得充分資訊後做決定。

風險管理機制

要求製藥公司建立風險管理計畫，包括風險評估、預防措施與緊急應變方案。高風險藥品必須實施特別管制措施。
 

沙利竇邁事件證明，藥品安全不能僅依賴企業自律，必須有強而有力的政府監管。德國的改革經驗影響了全球，包括美國FDA、歐洲藥品管理局等機構都參考借鑒，共同提升全球藥品安全標準。 

2012年: 歷史性道歉

格蘭泰公司首席執行官哈拉爾德·斯托克 (Harald F. Stock) 首次公開向受害者道歉，承認公司在50年前的責任。這是公司首次正式承認錯誤，對受害者具有重要象徵意義。

持續的學術研討

德國大學與研究機構定期舉辦沙利竇邁事件研討會，從醫學、法律、倫理等多角度分析這場悲劇，培養新一代醫療專業人員的風險意識。

社會團體的紀念活動

受害者團體與人權組織每年舉辦紀念活動，邀請倖存者分享經歷，提醒社會勿忘藥害教訓，持續監督製藥產業。

教育與公共討論

沙利竇邁事件被納入醫學教育與藥學課程，成為醫療倫理的重要案例。公共媒體定期製作專題報導，強化社會對藥物安全的認識。

文化記憶的保存

德國透過多種方式保存這段歷史記憶: 博物館展覽、紀錄片製作、文學作品創作，以及受害者口述歷史的收集。這些努力確保後代能從歷史中學習。

國際交流與合作

德國與其他受沙利竇邁影響的國家建立交流機制，分享經驗教訓，共同推動全球藥害預防與受害者權益保障。

記憶與反思是防止歷史重演的關鍵。德國社會透過持續的紀念與教育，將沙利竇邁事件從個人悲劇轉化為集體記憶，成為社會進步的動力。 

令人驚訝的是沙利竇邁並未完全退出歷史舞台。在嚴格管制下，它仍被用於治療麻風病與多發性骨髓瘤等疾病。然而，這也帶來新的風險管理挑戰，特別是在藥品監管較弱的地區。

嚴格的風險管理

在歐美等地，沙利竇邁的使用受到極嚴格管制。患者必須簽署知情同意書，育齡婦女須定期驗孕，藥師需確認患者了解風險才能配藥。

巴西的新悲劇

由於風險管理不夠嚴謹，巴西在21世紀仍出現新的沙利竇邁受害嬰兒。這凸顯了全球藥品安全標準落差的問題，以及加強國際合作的必要性。

德國經驗的國際影響

德國的藥害防範與受害者保障經驗，成為世界衛生組織與各國政府的重要參考。透過技術援助與知識分享，協助發展中國家建立藥品安全體系。

受影響國家數

全球超過46個國家曾出現沙利竇邁受害者

全球受害者

估計全球約有10,000至20,000名受害者

事件年數

距離事件發生已超過65年，但影響仍在
 

沙利竇邁的故事提醒我們: 藥品安全是全球性議題，需要國際社會共同努力。富裕國家的先進經驗必須分享給發展中國家，確保所有人都能享有安全的醫療照護。 

沙利竇邁悲劇是德國醫藥史上最痛苦的篇章之一，也是全球藥物安全的重要警鐘。這場悲劇造成數千個家庭終身的傷痛，但也促使全球醫藥界進行深刻反思與改革。德國社會從中汲取的教訓，不僅改變了本國的藥品監管制度，更影響了全世界對藥物安全的重視程度。

建立嚴謹法制

德國大幅修訂藥品法規，建立多層次安全把關機制，從臨床試驗到上市後監測，每個環節都有嚴格標準。這套制度成為歐洲乃至全球的範本。

完善補償機制

透過政府與企業合作，德國建立了藥害受害者補償體系，提供經濟支持、醫療照護與心理諮商，展現對受害者的人文關懷。

持續歷史反思

德國社會透過教育、紀念活動與學術研究，確保這段歷史不被遺忘，將悲劇轉化為前進的動力與警惕。

國際經驗分享

德國積極參與國際合作，分享藥害防範經驗，協助其他國家提升藥品安全標準，推動全球醫療進步。

未來的挑戰

· 持續強化藥品安全監管，特別是新興生物製劑與基因療法

· 確保全球藥品安全標準的一致性，避免監管落差

· 平衡藥物創新與安全性，在促進醫學進步的同時保護患者

· 關注藥害受害者的長期需求，提供持續支持

未來的展望

科學與倫理必須並重。先進的醫藥科技應該服務於人類福祉，而非僅追求商業利益。德國的經驗告訴我們，只有建立在嚴謹監管、企業責任與社會關懷基礎上的醫療發展，才能真正守護生命尊嚴與健康權利。 

（上圖為著名的聲樂家湯瑪斯·克拉斯考夫）

沙利竇邁事件已過去超過六十年，但它的教訓永不過時。在醫療科技日新月異的今天，我們更需要記取這段歷史，確保悲劇不再重演。讓我們共同努力，建立一個更安全、更有倫理、更有人性的醫療體系，讓科學進步真正造福全人類。

（上圖為一本德國受害者協會成立60週年文集的封面）

1963年成立了沙利竇邁受害者聯邦協會 (The Federal Association of Thalidomide Victims: https://www.thalidomide-tragedy.com/) 

1968年德國政府以刑事案起訴格蘭泰藥廠9位高級主管。 因沒有社會共鳴，於1970年撤銷告訴。

1970年格蘭泰對德國重症受害者賠償，每人約360萬台幣 。

1972年10月德國政府與格蘭泰共同成立賠償基金 (German Contergan Foundation)，為受害者提供長期經濟補償與醫療支持。 此基金會提供養老金及個別支付給38個沒有獨立在地經銷國家的受害者。

2012年格蘭泰也成立私人的格蘭泰基金 (Grunenthal Foundation)，為受害者提供長期經濟補償與醫療支持。同時在2012年8月31日，在德國沙藥原廠格蘭泰 (Grunenthal) 總部施托爾貝格 (Stolberg) 村莊的辦公室裡陳列了沙利竇邁受害者銅像。

2013年4月20日德國議會決定支付受害者更多的養老金，最多至6倍的養老金。 德國從1972年起，受害者每個月及每一年均能從基金裡領到賠償金及補助金。且金額已經調漲至少6、7次了。目前受害者依輕微至嚴重殘疾不同程度 (3年檢驗一次)，每月可領到約1,000到10,000歐元的終生年金，且從2009年開始每年可另外領到約500至4,000歐元的特別金，從2017年起每年增至到約6,000至15,000歐元的特別金。

目前德國甚至還設有20個專門提供沙利竇邁受害者醫療需求的醫療設施。 

[1]  “Compensation for Thalidomide Survivors,” Lenus the Irish Health Repository, 4/2010

https://www.lenus.ie/bitstream/handle/10147/99854/sca_report_thalidomide_compensation.pdf?sequence=1&isAllowed=y

[2]  “The history of the Thalidomide Tragedy in Germany” a website by Grunenthal, 

https://www.thalidomide-tragedy.com/en/the-history-of-the-thalidomide-tragedy

[3]  “History of Thalidomide,” The Thalidomide Trust, https://thalidomidetrust.org/

[4] 中華民國沙利竇邁度障害兒童補償事件紀錄/中華民國沙利竇邁度障害兒童補償事件紀錄編輯委員會編, 1978 (國立台灣圖書館, 條碼號: 31111001967916)

[5]  “German thalidomide maker Grunenthal issues apology,” BBC, 9/1/2012

[6]  “Germany increases pensions for thalidomide victims,” Reuters, 4/26/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