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藥物引入
沙利竇邁由西德格蘭泰化學製藥公司生產,1960年代初期透過授權方式進入日本市場,由大日本製藥公司銷售。
監管漏洞
日本政府當時對藥品審核制度尚不完善,缺乏對孕婦用藥的嚴格臨床試驗要求,未能及時發現藥害風險。
受害規模
受害者數量雖不及歐美國家,但仍有數百名嬰兒受影響,給家庭帶來終身的痛苦與負擔。
當時日本正處於戰後經濟復甦期,對西方藥物抱持高度信任,加上監管體系的不完善,為悲劇埋下伏筆。

反應遲緩
事件爆發初期,日本政府反應緩慢,即使國際上已有警告,仍未立即全面禁止該藥。
資訊不透明
有報導指政府與藥廠間存在資訊不透明,延誤受害者救濟,保護企業利益優先於公眾健康。
社會忽視
受害者及家屬長期面臨社會忽視與醫療資源不足的困境,缺乏必要的支持系統。
這種初期的消極態度,不僅延誤了對受害者的救濟,也削弱了公眾對政府監管能力的信任。許多受害家庭在沒有任何支持的情況下,獨自承受著巨大的經濟和心理壓力,這種困境持續了數十年之久。

1960年代
受害者家庭開始組織,向政府及藥廠提出初步賠償要求,但遭遇重重阻礙。
1970-1990年代
長期訴訟與談判,政府推動有限賠償方案,但金額與範圍遭受害者團體批評嚴重不足。
2000年代
格蘭泰化學製藥公司被跨國企業帝亞吉歐收購,賠償責任變得更加複雜化。
2010年代至今
受害者團體持續爭取,要求政府承認完整責任並提供終身醫療支援與照護。
賠償爭議的核心在於政府是否應承擔監管失職的責任。受害者認為,政府不僅應追究藥廠責任,更應為自身的審核疏失負責。然而,複雜的企業併購和法律程序,使得責任追究變得困難重重。

監管強化: 1970年代建立更嚴格的藥品審核制度
沙利竇邁事件促使日本於1970年代大幅加強藥品安全監管,建立了包括臨床試驗規範、上市後監測、副作用通報系統等一系列制度。這些改革顯著提升了日本藥品安全水平。
醫療支援: 2000年代起推動補助與支援措施
2000年代起,日本政府開始推動對沙利竇邁受害者的補助與醫療支援計畫,包括醫療費用補助、生活津貼和復健服務。但受害者團體仍呼籲政府承認歷史責任,並提供更完善的長期照護,特別是針對高齡受害者日益增加的醫療需求。
法律完善
建立藥害救濟基金與賠償機制。

沉默年代
1960-1990年代,事件較少被公開討論,受害者聲音被邊緣化。
聲音浮現
2000年代起,媒體開始關注,受害者故事逐漸為人所知。
全面揭露
2020年代,紀錄片與深度報導喚起公眾同情與支持。
近年日本媒體逐漸揭露沙利竇邁事件真相,透過深度報導和紀錄片,讓更多人了解受害者的困境。2020年代,受害者的個人故事被更多紀錄片與報導呈現,促進了公眾認識與同理心。
社會輿論的轉變對政府施加了壓力。在國際社會的關注下,特別是看到澳洲等國的道歉與紀念措施後,日本國內要求政府正視歷史、承擔責任的呼聲日益高漲。媒體的持續報導成為推動政策改變的重要力量。

澳洲典範
2023年公開道歉,設立國家紀念館,提供全面賠償,成為國際處理藥害事件的標竿。
德國反省
格蘭泰公司母國積極面對歷史,建立完善的賠償與紀念機制。
英國作為
英國政府早期提供賠償,近年持續改善對受害者的長期照護支援。
日本在全球藥害賠償與歷史反省中面臨道德與政治挑戰。國際社會的目光促使日本重新審視自身在此事件中的角色,以及如何更好地回應受害者的訴求。

1962年9月日本政府完全禁止出售及回收沙利竇邁,比歐洲國家晚了半年多。
1971年10月9日,日本政府及大日本製藥會社同意賠償日本受害者,且成立了「基礎基金會」(Ishizue Foundation) 來照料受害者。
[1] 中華民國沙利竇邁度障害兒童補償事件紀錄/中華民國沙利竇邁度障害兒童補償事件紀錄編輯委員會編, 1978 (國立台灣圖書館, 條碼號: 31111001967916)
[2] “Compensation for Thalidomide Survivors,” Lenus the Irish Health Repository, 4/2010
[3] Thalidomide Voice, UK